石鲁的艺术人生

　　转战陕北(中国画) 石鲁

　　家家都在花丛中(中国画) 石鲁

　　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中国画) 石鲁

　　赶车人(中国画) 石鲁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这是画家石鲁写于1963年的诗句，那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在中国画坛颇富声望，但其“锋利”程度却丝毫不减。石鲁的“不惑”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明辨，也是对其艺术道路的不疑。

　　作为中国美术史论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石鲁用自己的名字致敬“石涛”和“鲁迅”,表达其崇高的艺术思想和精神信仰，更用一生的创作探索，践行和坚守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理念。他在诸多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其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篆刻、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今年是石鲁诞辰100周年，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以400余件作品，呈现了石鲁在艺术创作各个阶段的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法，以求清晰地反映其艺术在时代背景下的变化及独特风格。

　　石鲁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代表之一。1940年起的十年间，他创作过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活跃于陕西美术战线的石鲁始终怀念年轻时参加革命和战争的经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延安主题的绘画创作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石鲁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再现场景，需要艺术家认真思考造型艺术的规律，力求在构思立意上新颖、丰富、含蓄，并对特殊形象和历史事件有具体感悟，赋予作品革命史诗般的价值。作品《转战陕北》是石鲁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创作的。作为他在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该作品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其特别之处在于石鲁没有按常规的手法去表现领袖人物，而是把领袖置身于雄浑壮阔的高山之巅。画家用壮美的黄土高原来衬托领袖和共产党人宽大的胸襟与豪迈的气派，可谓匠心独运，耐人寻味。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30岁的石鲁胸中同样涌动着激情和强烈的创作冲动。秉承“从生活入手”的宗旨，他深入祖国各地，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时代新气象。1955年至1956年的印度、埃及写生之旅使石鲁认识到：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书法、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山区修梯田》等成为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诞生于北方的“长安画派”以西北自然风景和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革命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的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其中，作为长安画派理论旗手和集群风格设计者的石鲁功不可没。他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更成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指导思想。“我们爱西北，爱西北风物的雄伟，西北人民的雄伟，革命的雄伟，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刚健、雄伟、纯朴就成为我们艺术情趣的主要特色。”石鲁曾在文章中写道。

　　1970年后，经历过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石鲁重新拿起画笔。他在艺术风格和笔墨表现上变得更加精到，境界体悟也更加深远。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是其后期艺术的精髓。石鲁借助传统文人画中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语言来体现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在特殊年代敢于捍卫真知真理的信念和坚持艺术理念的决心。作品《玄武图》创作于1970年，画面中的蛇与龟古朴而不失灵动，构图简洁却包含巧思，正如石鲁创作此画时的体悟：“蛇动、龟静，执一不动中的动，为天下式。大巧若拙即此。”

　　纵观石鲁的一生，他活得刚毅倔强，活得有声有色，更活得光彩夺目。其大量优秀作品用中国符号深刻阐释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心系未完成的创作，感叹时光匆匆。人生或许转瞬即逝，但其老而弥坚的创作精神和赤诚的艺术灵魂早已成为永恒。